听了感念，心里对她有了一份好感，承她的情；也有摊主嗤之以鼻，权当放屁。

——说得好听，愿意花钱买饭的工人也就那么多，买了这家的饭就不会买另一家，还一起做饼，分明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。

随着几家摊位的消失，似乎了印证这话。

烤红薯的那家没坚持两天就不干了。

和后世大多人家使用燃气灶不同，这年头每家每户都有炉子，烤个红薯顺手的事儿，往炉膛一塞就行，没必要花钱去外面买。

卖油条豆腐脑的多坚持了几天，但很快就将摆摊时间改到了早上。

毕竟这搭配一看就是早餐，其他时间买的人不多，不如专心做早晨上班人的生意。

鸡肉炖土豆起初很受欢迎，矿工们吃惯了棒骨土豆泥，乍一见到炖鸡肉，新口味给人新鲜感，虽然贵了五分钱，但食堂的乙菜也是两毛，偶尔吃顿好的，不过分。

但这家也没能坚持太久。

一是两毛钱的定价，很难让节俭的工人当作日常饮食选择，应该说这个年代绝大部分人都是价格敏感型，每分钱都很重要。

刚开业时生意兴旺，但之后几天来光临的人越来越少，收入呈l型暴跌状态。

二是因为鸡肉没货了。

是的，没货。

原因很简单，城里养鸡的人家基本上自产自销，不是养着下蛋，就是留着过年宰杀，要买鸡肉得去村里，但需要用粮票换。

因为村里人干农活饭量大，每年收的粮食在交完提留统筹后，剩下的不够吃，缺的部分要么用红薯土豆顶上，要么想办法和城里人换粮票。

卖鸡肉土豆的摊主在拿粮票换了几次鸡肉后，回家算算账，觉得不划算，自己摆摊挣的是现金，买鸡肉花的是粮票，两者不对等，他亏大发了。

最后一合计，这摊不能摆了！

除了这几家，后面陆陆续续还出现一些摆摊的，大多开得快，关的也快，摊位流转率杠杠的。

大浪淘沙，最后围墙边剩下的只有寥寥几家摊位。

一家是做杂粮煎饼的，一勺面糊舀在鏊子上，竹片左刮右抹，很快揭下来一张热腾腾的煎饼，刷辣酱夹咸菜，卷好一口咬下去，虽然有点费牙，但又韧又香，饱腹感十足。

摊主老家是山东的，为人豪爽，经常邀请贺明珠吃煎饼。见贺小弟来找姐姐玩儿，还特地给他摊了块适合小孩子吃的软软的小饼子。

另一家是卖馄饨的，一根扁担，前面挑着炭火炉子，后面挑着馅料面皮，放下扁担就能开摊。

一勺高汤，撒一小撮虾皮紫菜，薄如蝉翼的面皮裹着一筷子尖馅料，大冬天的热乎乎喝上一碗，整个人从内而外地热了起来。

馄饨摊主据说是南方过来的，脸上常带着笑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弄得矿区的大老粗们点单时也下意识放低了声音。

这个摊主是个勤快人，经常是赶着交班的时间来做矿工生意。等这边忙完，又挑着扁担去家属区再卖一回，有时到了深夜还能听到馄饨扁担的梆子声。

贺明珠给家里人买过几次馄饨，摊主见是她买，每次都要多放几个馄饨进去。

除了这两位，还有一家是卖肉汁土豆泥的。

这家全盘模仿贺明珠的摊位，从菜品到定价，甚至连订餐都模仿，活脱脱一个克隆羊多莉。

摊主脸皮厚，吆喝着让人来他这儿买，不用排队，而且量更大，绝对划算。

有的矿工占小便宜，还真去买了，结果一吃进嘴里就发现不对味儿，这土豆泥吃起来发涩，干巴巴的，一点也不油润细腻，而且调味也不好，淡而无味。

上过当的人不肯再去，同样价格，宁愿排队去吃更好吃的，最多腿脚辛苦多站一会儿，不能委屈嘴和胃。

这家摊主见没人来吃，急得不行，率先打起了价格战，便宜五分钱，每份只要一毛，和食堂没油没肉的丙菜一个价位。

这一招还真拉去了不少抠门顾客，只要委屈一下舌头，就能省下五分钱，这买卖太划算了！

还有的精明人，既不舍得正版土豆泥的美味，又不舍得有一毛钱的饭可买时却要花一毛五，就去和贺明珠商量，要不她也降价吧。

贺明珠笑眯眯地拒绝了他。

“一文价钱一文货，降价的话就要想方设法压缩成本，可现在的价格已经是降无可降了，再降的话只能砍品质——好吃变一般，一般变难吃，难吃变没法吃，最后没人来吃，摊子倒闭——既然如此，那不如从开始就不要降价。”

劝说的人卡了壳，总不能说“我才不在乎难不难吃、我就要便宜！”毕竟他对食物品质还是有要求的，不然也不会来讨价还价。

最后只好屈服于舌头，心痛地多掏了五分钱，买小姑娘这边摊位的土豆泥。

哎，一天五分，一月就是一块五，一年就是整整十八块钱啊！

当然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舌头让步，食物滋味放后面，省钱就是赚钱，便宜最重要。